這樣的記憶，直到今日始終是鮮明的。在台灣中部一所鄉下小學，素穆的升旗典禮上，十歲的我，注視著司令台旁邊，大幅的牆上壁畫：鄭成功受降荷蘭人圖。眼看著威武的鄭成功高坐在上，受著投降的荷蘭將士膜拜，幼小的心靈興起一股莫名的民族榮耀。可是，長大之後，在閱讀了越來越多的中西文明史，見諸中國的百年滄桑，這股榮耀感不見了，起而代之的是一連串的歷史問題：為什麼在十六世紀，荷蘭人就能夠遠渡大西洋、印度洋及太平洋到台灣做生意？中國為何為從一個李約瑟所講的科學先進國家，急轉而下，變成列強可予取予求的弱勢者？華人在金融及長程貿易，這些上層資本主義活動的落後，是否有機會後來居上？
二千零二年十月一個初冬的晚上，在北京大學面對一百多雙熱切的眼神，我重提了這個故事。從台灣鄉下到中國北京，不同時空交錯所形成的歷史感動，使我覺得北大社會系的這場演講，應是一個中西文明重新認識與探討的起點，而非終點。法國年鑑史學大師布勞岱已明確告訴我們，資本主義是一種文明，而金融是資本主義文明最重要的表徵。因此，要理解上述問題，我們必須從金融著手，但以整個文明為依托，始能真正理解，中西四百年社會強弱判別所在。這個歷史的大問題，歷經了馬克思、韋伯、宋巴特、布勞岱以及黃仁宇等學者的努力，已提供了部分的解答，卻仍然無法使我們豁然開朗。這其中的關鍵，乃在於他們無法將金融與社會、文明發展的歷史關係，深入淺出交代清楚。於此前提下，我們在文笙企業集團的支持下，創刊了「文笙國際金融通訊」。這分金融通訊出刊的目的，即是要直接面對，中西四百年金融與社會發展的比較問題。透過長期的比較研究，我們希望提供給所有海內外華人，更好的金融文明知識，以便在認識自己的社會、發展自己的人生時，有更宏觀、更深層的視野。
然而，在這個歷史的關懷下，我們不希望這分刊物的文章，流於象牙塔內的囈語，而是具有社會價值的知識生產活動。因而，在此刊物內，我們會提供文笙國際企業，在過去為個人、家庭及企業，進行國際金融及法律服務的實務經驗，以便使我們上述歷史宏觀比較研究，所取得的知識，能進一步與現在社會的需求接軌，使研究的知識有助於社會的進步。我們堅信，任何嚴肅的專業知識，都只能在為社會產生價值時，才有它的生命。文笙企業集團秉持這個理念發展，文笙國際金融通訊亦將嚴守這個原則來出刊。希望所有文笙敬愛的客戶、朋友及夥伴繼續給我們支持與教導。
